谁也无法统计，类似这样加班的工厂在珠三角地区，到底有多少家。能够监督这些行为的目前只有两大部门：劳动部门和跨国公司。

　　从1997年开始关注SA8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在从事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八年多时间里，困扰广东省社科院教授、广东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会长黎友焕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企业的不配合。在案例研究中，没有人会当面告诉他真实的关于加班、招聘童工、工资结构的真实情况，他的信息收集途径，只能通过其在当地政府部门或者海关工作的学生来收集，“政府部门也并不十分支持。”

　　加班

　　刘小玉2002年进厂，主要工作是在音响组装流水线上钉螺丝、贴胶布、装海绵。淡季时，上班时间“早七晚八”，早上7点上班,中午11：00~11：45午餐；11：45~20：00上班。一个月休息4天，日工时12小时,月工时达360小时。

　　遇上生产旺季，如最近的两个月以来，下午上班时间则改为11：45~18：00点,18：00~18：45吃晚餐,然后再加班至21：45。每月没有休息时间，日工时达13小时,月工时达390小时。

　　她与工厂签订的合同中，工资为574元,即不包括加班工资。每个月下来,她大概能拿到1100元的工资。工厂包住不包吃。每月交纳30元的床铺费，中、晚餐每餐1~2元。如果出现工伤，工厂按每年2000元补给医疗费，其他医疗、失业、养老保险等则一律全无。

　　2004年，工厂发生的一起官司给她们带来了益处，工厂的两位管理人员以超时加班为由将工厂告至番禺区劳动局，最后工厂输了，区劳动局勒令其整改。面对“验厂”

　　在八年多的调研时间里，黎友焕唯一见过一家公开宣传CSR(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在东莞，这家工厂前拉了一条大横幅，庆祝企业CSR达标之类。“我问他们老板，这是什么意思，老板说这是打给外国人看的，我们也不懂。”

　　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强制性“验厂”，已有近十年，包括沃尔玛、家乐福、苹果等，他们在中国的供应商大量集中于珠三角的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等地，这里聚集着大量服装、玩具、电子、鞋类企业。

　　“几乎所有的外贸加工型企业都涉及到了验厂”，黎友焕说。而验厂遵循标准最多的，就是SA8000，主要集中在童工、工作时间、工资、强迫性劳工、健康与安全等方面。

　　按照社会责任国际(SAI)(SA8000的制定者)的统计，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国已有119家企业通过了SA8000认证，其中，珠三角一共有53家。

　　广州某认证咨询公司验厂员周书亮则对记者说：“符合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都是通过复杂的工资计算方式，将加工工资列入基本工资，造假工卡。”

　　验厂方一般分为三种：跨国公司验厂部、公证行、第三方组织。“认证的不公开，使认证失掉了意义。”黎友焕说。

　　大部分是没通过认证或者连认证也无法做的工厂，更有对认证费望而生畏的。“300人的工厂，认证费、资料费和包装费等总费用需要几十万元。”黎友焕举例。而聘用验厂员的费用则按每天750美元计算，还不算后续的跟踪检查。跨国公司强制性的验厂，催生了一批以验厂为营生的“得益者”。

　　“跨国公司和政府都知道现实的情况，一时半会儿是难以改变的，所以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黎友焕认为。

　　责任与利润的权衡

　　在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背后，是社会责任付出与短期利益天平的失衡。

　　2005 年7 月至2006 年3 月，受英国机遇基金的委托，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进行了一项珠三角企业CRS良好实践案例研究，抽取了珠三角地区6家典型企业的CSR推行情况，并做出了关于推行CSR投入成本与产出的数据研究。

　　以东莞某台资电器加工企业为例，该厂现有员工1500人，工厂主要客户有百安居及法国汤姆森、美国百思买、沃尔玛等。每年生产约300万台小家电产品，年销售额约2500万美元。2001、2002年前后被跨国企业要求改善企业社会责任状况，进行验厂，与是否给予其订单进行挂钩。

　　在验厂过程中，该厂被发现存在诸多的社会责任缺失问题，比如约有35%的员工工资没达到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工厂没有按劳动法的要求支付员工加班工资。

　　工厂为此投入了大量的成本进行改善，衡量投入产出(见附表)，自2004年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后，以利润率下降10.5%，即每月少赚8.67万元的代价，换来了客户群体的改善、产品定位的提升、劳资关系改善等。

　　“直接获得真实数据比较难，但通过多方途径，还是相对比较准确的。”该课题组负责人、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产业基金与创业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郑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6家案例企业的财务数据显示成本每年增加的幅度在50万~150万元左右，对于本地区利润水平在500万~1000万元的绝大多数企业来讲,负担是相当重的。”

　　这导致大部分企业并不认可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这种推行CSR的前提是强迫性的。”郑磊说。这就注定了，即使结果表明推行带来了诸多益处，但企业并不一定自愿去改善。

　　“广东省最近对最低工资的标准调整对我们冲击很大。江门市从490元上调到600元,上调幅度为21.5%。而1998年生产6万件滑雪服的利润等于现在生产40万件的利润，推行CSR涉及到企业自身利润问题。”广东省开平侪达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毅生对记者说。

　　转型之难

　　在欧美，跨国公司要面临着来自消费者、NGO等对于其企业责任缺失的道德拷问和抗议。然而，“我们追根溯源，问问跨国公司为什么要执行这种严格的(供货)时间，另外对采购的价格为什么压得这么低。最后却怪罪消费者，认为消费者要买便宜的东西，零售商希望零库存，并且产品款式还得是流行的，每年更新换代非常快，消费者需求给成本带来压力，在供应链一环传一环，最终是工人付出了代价。”国际公平劳工协会主席Auret van Heerden 先生说。

　　“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于下游来说，总有更低的报价，利润空间经过不断地打压在缩减，这是一个死结。”郑磊说。而在全球化的制造业链条上，跨国公司是渠道的控制者。“他们要求进行强制性的责任认证或COC(行为守则)认证，成本都推给了下游，供货商在供应链中缺乏价格谈判的能力，只能赚取微薄的利润。”

　　在高附加值产业，CSR的空间或许比较大，但在低附加值产业，却是艰难的衡量，“供应链相生”的理论难以发挥作用。而在珠三角制造中，聚集的正是大量的低附加值产业，要想真正推动CSR，就意味着要么提高集中度，要么抛弃这些工厂。

　　在政府的层面，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就业则是一对很现实的矛盾，更多时候，政府在力保维持一种秩序和现状，“包括最低工资标准，有些地方政府并不十分愿意去推行，因为他们担心增加企业成本，导致产业转移，影响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员就业。”黎友焕认为。

　　作为劳工权益保护的民间组织，远远没有成熟起来，在普遍加班的工厂中成立维权组织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有珠三角独立调查人士对记者说，他曾在珠三角企业中致力于推动工人劳动价格谈判能力，但现实令他感到气馁。

　　“跨国公司有责任有义务参与进来，通过专项基金扶持和在价格上采取合理的让步，与企业和政府等各相关利益群体共同改善整个社会责任状况。”郑磊认为。